再有一个月左右,一位原本无望做母亲的人就要分娩了,此时她正感觉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日子越来越近——腹中的胎儿不时地对她“拳打脚踢”。这位准母亲告诉记者,这次怀孕是个非常意外的惊喜,他们全家盼望有个孩子已经很久了。
专家介绍说,这得益于一种叫做“未成熟卵体外成熟技术(简称IVM技术)”的辅助生殖技术。
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10%的患者是因为不能排出成熟的卵细胞(即卵子)。正常情况下,人的成熟卵泡直径约20毫米,至少不小于18毫米,而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卵细胞发育出现障碍,卵泡长到6—7毫米就不再长大了。这种不成熟的卵细胞是不能受精、发育成胚胎的。患者长期不排卵,但卵巢里却堆积着许多长不大的小卵泡,药物治疗也收效甚微。现在把这种卵细胞从她们体内取出,在体外营造一个使其能够顺利长大的环境,等卵细胞成熟后,就把父方的精子送进去,使它们成功结合,发育成健康的胚胎,再送回到母体的子宫孕育。这样,这10%的患者就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1999年前,国际上通过IVM技术治疗不育、获得妊娠的报告几乎是没有的,目前也只有加拿大、韩国、日本、丹麦等国为数不多的生殖中心可以为病人提供该技术治疗,成功降生的总共也只有大约200例。这一技术在我国的迅速跟进,可以看成是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的一个侧影。
“无后为大”求子心切”
只要在不孕不育症门诊呆上一会儿,就不难体察中国人“求子心切”的心情。“有80%的不孕症患者是流着眼泪来到这里的。治疗有效的高兴得流泪,治疗无效的着急得流泪。”刘嘉茵说。几乎每天,她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忙碌着。
在中国,“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些女性患者因为不孕,在家庭中地位很低,有的甚至四处举债来做试管婴儿。这使得辅助生殖技术又多了特殊的含义。说起来不孕症不像癌症那么可怕,但它的伤害性却非同寻常,它不仅造成个人痛苦,而且常常波及夫妇感情、家庭稳定,使一些问题从医学领域延伸到社会范围。
近年的专业性统计表明,在育龄期夫妇中约有10%—15%对夫妇存在不育,由于男性因素造成的不育占30%,女性因素占60%,男女双方因素为10%。随着环境污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的比例还可能继续升高。有报道说,目前在我国2·3亿育龄夫妇中,存在生育问题的夫妇正以每年40万对的速度增加。因此,辅助生殖技术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应该不断发展。
试管婴儿并非万能
技术的进步仅仅是一个前提,如何恰当地应用这些技术才是关键。刘嘉茵认为,作为治疗不孕症的手段,任何一种试管婴儿技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要经过仔细检查,确定是否需要做以及怎样做。这是专业医生必须坚持的原则。
她说,有些不孕症患者往往不计一切后果,张口就央求做试管婴儿。对医生来说,面临的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到每个就医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包括法律、伦理、健康、经济诸方面,它的应用比技术本身要复杂得多。医生除了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还有责任为患者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方案,即最接近自然孕育、最少人为干预、最少法律和伦理纠纷、最经济的方案。
另外,医生有责任告诉就医者,生育是人类繁衍的自然生理过程,除非特别困难的病人,一般情况下都应该追求自然孕育。辅助生殖技术毕竟是非自然的、外在干预性的、有创伤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它仅是为了帮助病人解决病痛,因此不论再有多少的试管婴儿技术被发明,也只应该作为一种弥补性的生育措施,决不可以冲击自然生育。患者也应该了解,不孕症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孕症的人群中,只有3%—5%的人需要做试管婴儿。再者,试管婴儿技术也不是治疗不孕症的惟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