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北京书法家王宝洺将同仁医院主任医生徐文砍伤。在这起血案中，本刊记者努力去记录、还原冲突的始末与缘由，以及医患双方的不同感受。

  　　北京市同仁医院南大门有一个大液晶屏幕，平时上面滚动播放的都是门诊信息。9月19日周一，大屏幕上打出了两行字：“为徐文主任祈福 严惩凶手 还我尊严”。这条电子号外，倔强地挂了一整天。

　　四天前，这所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徐文，被患者连砍17刀，双前臂、头额部、后颈部、左下肢、背部等多处被砍，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至少失血1600ml。院方称：“经过多学科专家9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她是否能重新拿起手术刀，目前还是未知数。”

　　同仁是国内顶级医院，耳鼻喉科是该院的王牌科室，而主任徐文被业内人士视为耳鼻喉科的领军人物。

　　血案回放

　　目击者称，9月15日16时左右，一位头戴鸭舌帽、留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同仁医院门诊楼四层耳鼻喉科，不久和一位女医生撕扯起来。

　　“两个人‘砰’地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几乎是抱在一起，像手脚捆在一起一样。那女的尖叫起来就往候诊厅跑，男的拿着菜刀就追进去”。

　　该名男子是王宝洺，54岁，北京书法家;被砍伤的医生叫徐文，43岁，是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

　　目击者称，王宝洺作案的工具是一把菜刀，砍伤徐文后，他扔下菜刀，“从楼梯大摇大摆地走下去了”。

　　当时耳鼻喉科二区附近到处是鲜血，场面混乱，一位保安说，“医生和病人都吓傻了。”

　　王宝洺逃离现场，并未引起该院其他区域的骚动，直到医院外突然来了十几辆警车。“警察很多，还有特警，他们来得很快，这里离(东交民巷)派出所很近。”门诊楼外一位号贩子回忆。

　　下午大约5点，王宝洺妻子龚女士突然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他说人在北苑，让我去接他，但没说什么事儿。”龚女士觉得非常奇怪，丈夫怎么会跑到北苑去?担心丈夫出了什么事情，她立马动身赶往北苑。

　　当她见到丈夫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听丈夫的解释，警察已经围上来了，“我们两个都被按在地上，都被戴上手铐，押到了东城分局。”龚女士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

　　在东城分局大约做了2个小时的笔录，妻子被释放回家。

　　这时她才有空回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15日中午，他们在家吃完饭，龚女士身体有些不适，就躺着休息了。王宝洺在另一间屋子里打电话，对方是负责代理其医疗官司的律师杨春香。

　　打完电话后，王宝洺说“我出去一趟”，也没讲要去干啥，“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戴着鸭舌帽，还有黑色的眼镜框。”

　　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王宝洺应该是自己一人，也很可能不是开车来同仁医院的。

　　他的博客中曾提到，自打“医疗事故”发生以后，他坚持将开了多年的“别克”轿车卖掉。他的妻子一直持反对意见，认为：“你不愿意开汽车，可以让儿子开嘛，干吗非要卖掉它呢?”而王宝洺认为：“是医生的道德毁了咱们一家，使咱们从人生的天堂突然跌入地狱，我要‘卧薪尝胆’，尝尝地狱般的生活是怎样的!”

　　龚女士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这天丈夫出门时还穿着凉鞋，浑浑噩噩地出门，而天气已经凉了。“袜子都没，就这么光着。如果他真蓄谋已久，我想象不出为什么他会这么穿。”

　　但她却并未留意到丈夫从家里拿了菜刀，“有哪个妻子会看着丈夫出去砍人而不管呀!”

　　龚女士至今后悔没跟着丈夫一起出门。“因为我每天都跟着他出去，要是我跟着他出去，也许他去遛个弯就回来了，就不会去了……我要知道，就是不穿鞋也要追出去。”

　　后来，龚女士去公安局取刑拘通知书，王宝洺涉嫌的罪名是“故意伤害”。在刑拘期间，王的家属每天都要去看守所。看守所卫生站曾打来电话，要求送去王宝洺每日需要更换的医疗用具，“他的喉咙有个洞，每天得更换喉部的管子。”

然而，从在北苑被抓获，龚女士陪丈夫做完笔录后，她再也没能见到丈夫。

　　目前，龚女士已经通过朋友委托了一位刑事律师，但只见了一面。“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丈夫会面临什么样的判决，什么最好结果最坏结果，现在我都没想过。”

　　医疗事故迷局

　　54岁的书法家王宝洺坚持认为是徐文的医疗事故导致他成了残疾人，“生不如死。”

　　ID为“书法家王宝洺”的博客，2009年4月8日连续发了8条声讨徐文的帖子，包括一篇“白衣恶魔丧天良，血债要用血来偿”。王宝洺的妻子龚女士向记者证实，这些博客是丈夫写的，“医疗事故的过程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王宝洺在其中一篇博客中说：“我的手术过程原来就是一场大骗局。伪手术的实质就是将完好的右声带破坏性地胡乱地划了几刀，使我本应可以彻底根治的小手术，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使散乱的癌细胞发展了扩散了。由于手术操作的本身就是虚假的，因此也就注定了所有病历记录的虚假性。因此徐文是制造‘医疗欺诈’与‘手术欺诈’的罪魁祸首，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而同仁医院在公开声明中称，该手术是在充分考虑患者要求的情况下同病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告知了手术的必要性和风险，病人以及家属都签了字，医院和医生不应该承担王宝洺指控的责任。

　　同仁医院9月19日对外发布了王宝洺在该院治疗的经过。

　　患者，王宝洺，主因“持续声音嘶哑4到5个月”，于2006年8月30日首次到我院就诊，诊断为“右声带肿物(恶性待除外)”。2006年9月26日，患者在我院门诊手术室行“活检术”，病理结果显示为“鳞状细胞癌”。2006年10月12日，患者首次入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

　　患者以其职业需要为由，要求保留发声功能，医生于2006年10月19日行“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

　　2006年10月25日，术后病理报告结果显示：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我院无放疗设备，遂转到外院治疗。

　　2007年7月21日，患者以“呼吸困难”就诊，检查发现肿瘤复发堵塞喉声门区，导致呼吸困难。7月22日，患者呼吸困难未明显缓解，在门诊手术室局麻下为患者施行“气管切开术”，并收入院。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

　　对于该手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问题，同仁医院宣传中心主任李新萍18日表示不知情。

　　王宝洺的家人都坚持认为徐文做了“伪手术”。龚女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那些签字的查房记录都是后来补的，连签名都是伪造的。”

　　在同仁做完手术后，王宝洺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完全变了一个人。尤其最后一次手术声带完全切除后，由于从手臂上移植了皮肉，他平时是歪着脖子的，不能正常发声了。

　　王宝洺的姐姐叹息，弟弟以前是特别注意个人形象的，每天都拾掇得精精神神。残疾以后非常自卑，不想跟人联系，“他把之前学生的一些通讯录、电话本什么的全扔了。”

　　龚女士说，王宝洺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愿意晚上出门。只要出门，都要戴帽子，而且把帽檐压得很低，还戴一个没有镜片的眼镜框。

　　而他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欲哭无泪，我的心在流血，生不如死”，几乎见到每个人都这么说，“跟祥林嫂似的。”龚女士说。

　　从2008年到法院起诉，“三年多了，一直得不到判决结果。你想想他是什么精神状态。他需要求助于法律，什么案子能拖这么长?”龚女士怀疑，正是这三年多判不下来案的折磨，让王宝洺崩溃了。

　　据说王宝洺每次接到法院的电话，让过去谈谈，或者通知了开庭的时间，情绪就非常好，“感觉这个时候他就跟从前是一个人了。”但每次从法院无功而返，就是王宝洺最沮丧的时候。15日律师那个电话，正好是说法院还没消息。

诡异的是，同仁医院称，9月14日，医院曾接到法院通知，说9月16日开始进入此案法庭调查阶段。砍人事件，就发生在前一天。

　　王宝洺的律师杨春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法院持续三年不判决，对他的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对于2008年10月8日王宝洺向法院起诉时，要求同仁医院赔偿金额总计1799.6万元，龚女士解释说，这个赔偿金是律师计算后提交上去的。“其实，我们对赔多少钱没有什么要求，关键就是要一个公正的说法，想早点等到一个判决结果。”

　　压抑的抗议

　　9月19日上午，关于同仁医院9点到10点停诊一小时的消息在网络上疯转。

　　徐文被袭事件，引爆了各地医师的情绪，在医疗专业论坛上、博客里、微博中，有哀号的，有愤怒的，“中国医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而徐文的同事们，尽管有不少在网络上匿名表达了激烈的情绪，但在公开场合，则选择了低调地抗议。

　　“我们的医生只是自发为徐主任捐款祈福，停诊的消息是误传。”同仁医院宣传中心主任李新萍告诉记者。

　　除了南大门大屏幕的祈福标语，在门诊楼四层耳鼻喉科事发现场，也挂着两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同样的标语：为徐文主任祈福。严惩凶手，还我尊严。

　　9月17日下午，记者曾来到耳鼻喉科采访，嗓音评估室的门上就贴着“停诊一天”的通知。碰到一位大夫，刚说“请问”，大夫便打断记者的话，“不知道，我跟这事儿没关系!”办公室里另一位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大夫头也不抬地说：“我不知道，我是实习生，昨天刚来。”

　　9月19日中午，嗓音评估室的门上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嗓音室今日停诊。当记者拍照时，一位白大褂疾步过来，扯下纸条跑回办公室，神情有些紧张，低声对同事说，“记者都拍到了!”

　　当记者试图接近办公室时，里面的医务人员重重地把门关上，“是设备坏了!请离开，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同仁的医生为什么选择在网络上匿名宣泄情绪，喊着“媒体在哪儿”，但却普遍不愿意接受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在医患关系的报道中多数媒体偏向于患者，出现在社会新闻中的医生多是丑角。比如“8毛钱治10万元病”这样的新闻。“医生们需要媒体呼吁，但又怕媒体拉偏架。”

　　王宝洺的妻子龚女士回忆，从2008年打官司起，只去过一次同仁医院找徐文。“我和王宝洺，还有他姐姐一起去的，王宝洺交流不方便，主要是他姐姐去交涉。时间应该是去年的夏天。”

　　家属称，因为医院保护徐文，让医院的纠纷办公室出来接待。院方称，徐文的手术是医院行为，医院要保护她，有什么找医院。“他们还说，既然案子已经到法庭了，让法律来判定。找医院也没用。”

　　王宝洺一家最后还是在诊区见到了正在工作的徐文。“徐文说找院方，就不理睬我们了。”

　　“开了几次庭，徐文一直没有出庭。”龚女士说。

　　“王宝洺在家每次提到徐文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要对徐文怎么样怎么样，只是反复唠叨，是徐文把他害了，生不如死。每天都特别难受。”

　　当记者问她对徐文的现状有何看法，龚女士说：“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