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绝症父亲陈有强和他的医生儿子陈作兵。

家乡绍兴马剑镇上和村古朴秀丽，老父亲选择在这里从容度过余生。2012年春节，老父亲与家人最后的年夜饭。

老父亲生前耕种的菜地。

    “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 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医生对父亲临终治疗做出抉择：“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78岁的陈有强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1989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也曾担任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陈家也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他来病房。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

开车把父母送回农村老家：“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到老家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

    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村子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平素不过三四百人，四周群山环绕，山上常年郁郁葱葱，一条小溪从村子穿过，自然环境十分优美。“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常年被称做陈胖子的人，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是要和他说几句话的，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母亲告诉陈作兵，父亲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 ——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12月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亲。

    父亲先是自己去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还可以吃到的。”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

    乘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给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作兵的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父亲你放心吧。父亲笑了，也放心了。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父亲昏迷时不让再抢救“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

    那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阵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陈作兵听说他非常快乐。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

    陈作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陈作兵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一点点的发现。

    因此，在电话里，陈作兵告诉母亲，如果父亲万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

    三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这样矛盾挣扎的心情，几乎是陈作兵曾经真实心情的写照。

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几乎每样想做的事父亲都做了”

    父亲终究没有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母亲将他生前种下的苋菜做成梅干菜，还把南瓜子取出来晒干，这些食物陈作兵现在还没有吃完。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 和他的亲人和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2012年5月3日，杭州《都市快报》将陈作兵写在杭州论坛上的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这份描写了父亲最后救治过程的日记，仅1610字，很快被转发6000多次。陈作兵陆续开始接到熟人和朋友的电话。那些还正在被肿瘤折磨的患者，从几十岁到近九十高龄，都期望听到最诚实的意见——究竟是在现有情况下继续做放疗化疗药物治疗，还是珍惜最后的时光和亲人相聚？

    在陈作兵进修学习的英国格洛斯特郡皇家医院(全民健康服务体系非营利性医院)，按照医疗程序，这样重要的决定，首先会由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疗顾问根据治疗进展和病人情况作出评估，然后由两名以上主治大夫作出决定。在打来咨询的电话中，有的患者放疗效果很好，针对这样对治疗很敏感的患者，陈作兵建议继续治疗，那些肿瘤发展速度很快，处于恶性晚期的患者，出于谨慎，陈作兵要看完病情资料再发表意见，“这毕竟是在中国。”

    陈作兵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他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和哭泣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