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书记汪洋7日在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上谈到医生的职业操守，批评有些医院把病人当商品，称这些医生“良心坏了”。(3月8日《广州日报》)

　　学医的人，想必对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会陌生，作为普遍流传的“医师誓词”，医生们即便没有大声宣誓过，想必也耳熟能详。“……余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遵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之败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已然从各个方面勾勒出医生所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既然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为病家谋幸福”更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就应该作出的承诺，假如到了行医过程中，非但不把患者视为亲人，反而当做商品，称之为“良心坏了”，倒也并不冤枉。

　　不可否认，无论是过度诊疗，还是医药回扣，一些医疗机构以及一部分医生的确是把患者更多当成了赚钱的机器，这些现象的确令医疗机构甚至白衣天使的名声蒙羞。但是，简单地将这类现象归咎于“良心坏了”，恐怕也并非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真实的情形是，医生不是圣人，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具备远超常人的道德水准。但医生的良心再不济，也不应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只是个别医生的“良心”出了问题，当然可以拿良心说事儿，但假如问题和现象有着普遍性，与其说是医生的良心坏了，毋宁说是机制出了毛病。

　　事实上，医生说白了还是医疗体制下的医生，作为体制中人，医生当然得遵守人家的规矩，即便是良心爆棚，也同样胳膊难拧大腿。不难设想，假如工作量是以医疗收入作为指标，假如完不成工作量的后果不仅仅是没有奖金，还有“末位淘汰”，既然挣钱多才是有能力的好医生，此时“讲良心”还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轻描淡写地说“医生良心坏了”，不仅于事无补，甚至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基于上述视点，假如医疗体制本身存在着商业趋利性，假如医疗机构的运营模式与企业毫无二致，患者成商品其实已然注定。孤零零地拿医生的良心说事儿，恐怕是找错了“替罪羊”。

    医生回应：别骂医生坏，其实很无奈！

     有位医生抱怨说，以前以为医生是非常好的职业，收入高，被尊敬，可是真正干起来就后悔了。每天忙不完的病历，手术，查房，早上8点前到院，晚上有时候要到10点才下的了班，更会有紧急情况半夜把你叫到医院来。辛苦还能忍受，可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是谁的错呢？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医生也付出了很多，回报呢，高额的薪水？还是病人的唾骂？甚至是拳脚相激？

     我们到底成了谁的的替罪羊！如此现实下，当然医生有很多的苦水要吐，我们约稿的资料不就说了，国外的医生靠行医赚大钱，而我们的医生靠卖药赚钱，没尊严没地位收入也不高。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这一现象如何扭转？

     在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的文明中，在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有据可查的历史中，医生一直是比较受人尊敬的职业。古有扁鹊、华佗、张仲景的美名被千古传颂，近有白求恩的事迹激励后人，但是现代呢？古时的名医也罢，病人也罢，又有谁能想到几千年后的今天，医生患者的关系竟然紧张到如此令人咋舌的地步。

       现如今医患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及笔触去攻击和驳斥对方，无疑矛盾则进一步加深，媒体则充当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催化剂，孰是孰非的争论中，媒体也大喊冤枉，媒体的报道被官方指责为乱管闲事挑唆矛盾的元凶，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实际上是“由于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所导致的。谁不冤枉？其实说白了这三者都是替罪羊罢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医患矛盾具体表现出来了，紧张激烈，剑拔弩张，其实也仅仅是反映了表象而已，而这些表面现象后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还是各项规章、制度、措施不得力，有瑕疵，待改进。而这些规章、制度、措施的制订者，我们的政府，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可见，医生也好媒体也罢，都为我们的政府分担了不少黑锅的重量，实际上核心还是政府。

     政府的保障力度和覆盖面的不足，导致现在的医患关系的矛盾，具体体现就是看病难，看病贵。国家不应该把医院完全推向市场，医院也不应该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将为病人服务当成一个赢利性行业进行经营。国家不加大保障的投入，进行再多的医疗体制的改革，都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当医生不再靠卖药赚钱，他们的价值与尊严靠啥体现？要靠国家切实的改革措施来保障，要靠政府真正有诚意的让利于民来保障，不想切切实实的付出，就无实实在在的改观，路有一条条，别再明白的糊涂着问我们这些蝼蚁小民良策，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官老爷们俯身去做。